不过，像西方主流哲学那样自以为给它贴上了一个客观的标签就能消除异议、大获全胜的做法，不但流露出了由于理论上的无能为力而偷工减料的懒惰心态，而且还会妨碍人们穷根究底地揭示这种规范性伦理立场的本来面目和道德上的正当性。

心斋的境界需要经过层层的磨练方能达到，有三个修养的工夫：第一是一志，第二是止念，第三是集虚。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天运》以逍遥，无为也。这和乐情境落实到人间，治世的艺术在于人和。《恒先》篇说生其所欲、复其所。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

《秋水》在论及天人关系时，再度提出反其真的主张，强调人们要持守天真的本性。⑨ 金代元好问在《元遗山集•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对陶渊明的评论，亦正合于《庄子》贵真的意旨。[13] 宋大琦：《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自序，第3页。

[⑧] 宋书并未陷入上述荒诞的自相矛盾，而是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路：要寻找或建构一种形而上的主体性，来为形而下的个体性奠基。但无论如何，总体上看，对于探索儒家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的现代转型来说，尤其对于建构儒家的现代性的个体主体性观念来说，宋书不失为一本颇具独创性、开拓性的著作，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值得一读。真正开始具有比较鲜明的现代性倾向的，是阳明后学当中的某些学派，例如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41] 然而这样一来，就会面对一种尴尬：整个明代心学具有现代性的个体性观念，然而这种现代性的个体性观念根本没有现实生活渊源、生活方式背景，纯属思想自身逻辑的作用的结果，或者更直白地说，纯属那帮思想家头脑中的偶然发明。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8期转载。[⑩] 合起来看，海德格尔这两个观点的逻辑结论就是：形而上学的事情就是主体性、包括个体主体性的事情。

[26] 其实不仅阳明心学，人们通常认为，整个儒家心性论传统都是以先验道德本体作为其形上根基的。所以，虽然今天的思想家们已经在个人主义的大地上，（但）还要不断地寻找更可靠、更合适的基石[④]。我所谓启发性是说：作为中国人的现代性、个体性的观念建构，我们确实应当找到一种中国式的独特的个体主义表达。高尚的道德诉求是理，粗鄙的气质欲望亦理，于是‘心即理在个体之间、理欲之间发生了矛盾。

但这恰恰证明了阳明所谓良知、心、理绝非现代性的个体性的范畴。[39] 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思想确有自身的逻辑，所以我们可以对思想的历史做逻辑的分析。[31]《周易》：《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40] 宋大琦：《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自序，第4页。

至于从观念生成的角度来讲，则也还是可以讨论的，但这个问题留到本文第三节再去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说阳明心学是道德个人主义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纲常名教绝非个人主义的东西，而是集体主义的社会规范。

但细看宋书探讨的礼法问题，其实是制度安排问题，这确实就是政治哲学的课题。这同样不适用于阳明心学，因为：在阳明那里，天道就是天理，同时就是德性、或致良知的良知，亦即涵摄了性即理的心即理，它同样不是个体性的东西。

然而用这样的道德个人主义去描述阳明心学，仍然自相矛盾，因为上文已经证明：阳明所讲的心性本体绝非个人主义的东西。[15] 宋大琦：《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自序，第4页。现代法哲学或政治哲学则拒斥形而上学，它们把政治与法律的合法性建立在基于个人利益、个人判断的‘同意，而不是对观念体系服从的基础之上。宋书指出，比起朱熹，阳明的心首先不是认识心，其更直接、更重要的是道德心，将心规定为纯粹的道德本体。作为帝国时代儒学的集大成者，阳明心学具有一种复杂的性质。[③] 所以可以说，宋书是以法哲学的视野来检视政治哲学问题。

[⑨]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氏著《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68页。[⑩]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氏著《面向思的事情》，第76页。

上引海德格尔所讲的主体性，正是形而上的绝对主体性。[⑥] 这些论断，颇有道理。

但这也就涉及了本文下节将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阳明心学是否个体主义的？ 所以，宋书的另外一个判断，我也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古典法哲学普遍有形而上学的特征：构造一个笼罩一切的必然性体系，将世间万物网罗于其中。[37] 关于生活儒学，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近年来，关于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不少。公共理性是理，个人要求亦理。于是，当这种形而上学下贯于形而下学的时候，也就敞开了个体本位的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大门。而另一方面是良知作为心性体验的个体性。

为此，宋书提出：阳明心学最终的核心并不是良知，而是致良知，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致良知是组合词，良知是本体，致是工夫，阳明把它们当作一个词提出来，点出对工夫的重视。具体来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一切在制度层面显现出现代性的东西，在法哲学上的根基是每个个体主体性的挺立，通俗地说，是个人主义。

我在上文谈到：宋书最深刻的一点，从观念奠基的角度看，是要为形而下的个体性寻找一种形而上的主体性依据。另一个则是形而上的概念，乃是普遍个体主体性，而特殊个体笼罩力的衰落，正是普遍个体主体性挺立的结果。

一是这种社会规范的内在人性根据，亦即所谓德性，这往往与所谓道德本体的含义一致。[35] 然而从观念生成的角度来讲，宋书给出的这种奠基还是有待讨论的。

其二，哲学的事情即主体性的事情：什么是哲学研究的事情呢？……这个事情就是意识的主体性。宋书区分形下的个体性和形上的个体性，实质上也就是区分形下主体性和形上主体性，我刚才说过，这是宋书最深刻的一点。所以，宋书认为，在阳明那里，后期提出的致良知学说是最合理的。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宋书所说的个体性，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形而下的概念，是指的每一个个人，它失去了笼罩世界的能力，只属于个人。

作者自己说：如果法哲学不只停留在思想家的头脑中，而是要变为一种行动（这时它可能更应该叫政治哲学），……[②] 这个表述可能不确切，因为政治哲学并不是法哲学在实践领域的运用，即并非某种应用法哲学。[12] 宋大琦：《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自序，第2页

《生活儒学——黄玉顺说儒》，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这种损益，就是所谓制礼作乐的工作。

[⑧]（3）属于形下学的中国正义论[⑨]、以及国民政治儒学[⑩]。[17]礼这个概念有三个层次：一是礼制，就是这套社会规范在制度安排上的体现。